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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9月21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
1925年10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
1925年11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
正是由于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比较一下5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4个名额，可以想见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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